编者按：

“人不当亡国奴，动物也不当亡国奴！”一句呐喊，点燃了一段烽火岁月中的传奇。1937年冬，国立中央大学师生为保存中国畜牧业的“火种”，带领千余珍稀动物跨越五省，完成了一场旷世骇俗的“动物西迁”。

而今，在江苏省演艺集团、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指导下，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的学子们把这段历史搬上了舞台。校园版《西迁》以青春致敬历史，高一新生用真挚的表演和精巧的木偶技艺，重现了这场特殊长征中的坚守与担当。这不仅是一次艺术实践，更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，让西迁精神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。

本栏目汇聚多位专家学者、戏剧评论家，从创作背景、舞台呈现、精神内核等角度，深入解读这部作品如何以戏剧之力传承民族记忆，期待您的关注与探讨。

叶水涛，江苏省教育学会原副会长，中国写作学会原基础教育中心主任。

民族正气歌 时代英雄颂

12月14日下午，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话剧团在南京演出《西迁》，河海大学江宁校区剧场席无虚坐，演出过程中掌声阵阵。《西迁》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——“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西迁”。

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日军大举南下，华北、华东相继沦陷。同年8月，南京遭空袭，国立中央大学被迫西迁重庆。中国高校为保存文脉，开展了世界教育史上规模空前的“文化长征”，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南迁组建西南联大，中央大学（现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等19所高校）则整体西迁至重庆沙坪坝。当时，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养有大量引进的优良种畜，包括荷兰牛、澳洲羊、约克夏猪等，这几百只各类动物的去留，让农场负责人王酉亭陷入两难：既不能留给日本人，又不忍把它们宰杀。怎么办？王酉亭权衡再三，毅然决定带着全部动物奔走重庆，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另类“西迁”。

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，他们用木板车、竹筏等简陋工具，载着牲畜（包括奶牛、猪、羊、鸡等）深夜渡江。途中遭遇日军轰炸、土匪劫掠、瘟疫侵袭，粮草药品极度匮乏。师生员工16人，白天放牧赶路，夜间宿营荒野，一度靠变卖衣物换取饲料，甚至自己挨饿也要保证动物的生存，历经艰难困苦，辗转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多个省份，最终抵达重庆，全程4000多公里。1938年秋，队伍抵达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新校区时，所有动物一头未少，甚至途中还新添了小牛犊。校长罗家伦目睹此情此景，泪流满面。

海安中学话剧团的演出，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故事。饲养员、兽医、军人、中大学生、文学教授，大时代里的这些小人物，结成命运共同体，担负起历史的重任，危难时刻有人挺身而出，危急关头有人舍生取义，这是一场举世无双的动物长征。正如毛泽东所言，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，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。

与西南联大“徒步三千里”的师生一样，中央大学畜牧场的西迁，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年代，对知识与科学的坚守——“国可亡，史不可断；校可毁，学不可废”。农场西迁不仅是人的跋涉，也是对生命的拯救。大学师生与一群动物相依为命，共同跨越生死线，折射出战争时期人性的光辉：山河破碎之际、民族存亡之时，勇于职业的担当，恪守对生命的守护。《西迁》通过中学生视角重现历史，让年轻一代理解文明延续的艰辛，激发对和平、科学及生命的珍视。

“畜牧场西迁”的故事，是抗战烽火中的一束微光，照见了中华民族在存亡之际的文明韧性。它同时告诉我们：教育不仅是传递知识，而且守护文化的火种，承担着民族复兴的重任。正如中央大学西迁时的一句口号：“我们虽然失去了一片国土，但我们没有失去国家的未来。”石在，火种便不灭。 教育是薪火相传的事业，少年强则中国强。怎样与时俱进地将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给年轻一代，如何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建设者，教育不仅是道德认知的过程，也是价值认同的过程，包含植根于生活的美感体验。戏剧活动的优势在于寓教于乐，具象化地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学生的文化自觉，这是传统课堂难以做到的。一场成功的演出，能迅速凝聚全校师生的价值认同，它比任何标语口号更能深入人心，更能规范和优化学校文化。

海安中学是江苏省首批20所高品质高中之一，在省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，人们普遍称赞这所学校的高质量教育，尤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考升学率，但对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文化内涵，以及它与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之间的关系，人们的了解并不很多。高考是国家制度，体现国家意志，面对一年一度的高考，任何一所高中学校都不能不认真应对。高考是重要的，但不是唯一的。高考终究是手段，学生的成长才是目的。一所高中学校，既要教育高质量，又要尽量轻负担；学生既要勤奋学习，又能乐在其中，二者能不能统一，怎样统一起来？这考验学校领导的良知与智慧，检测教师的责任心与教学艺术。海安中学有各种学生社团，适应学生的兴趣爱好，培养学生的个性擅长，彰显学生的青春风采，营造校园生气蓬勃的文化景象。话剧团是海安中学办得成功的艺术社团，参与者不仅有学生，也有教师。海中话剧团有很高的专业水平，话剧界有口皆碑。它增进了学校生活的情趣，使学校洋溢着快乐的气氛，让紧张的学习生活有所舒缓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。

话剧是综合性艺术，它融合了文学、表演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，通过舞台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。与戏曲的唱念做打不同，话剧主要通过生活化的对白、肢体语言和舞台行动推进剧情，强调语言的文学性和表演的真实感。话剧舞台通过布景、灯光、音效等营造虚拟情境，既能写实再现生活，也能通过抽象手法表达深层寓意。因此，它可以成为跨学科教学的纽带，语文、历史、音乐、美术的知识在这里得到融合，解决学科知识割裂的问题，有助于学生的知识迁移与融会贯通。剧本创作、戏剧排练、舞台表演，角色体验、观赏感受等，无论于作者还是观众，审美情趣的提升和审美能力发展，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到培育而非灌输，这对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格至关重要。

话剧《西迁》所给予我们的，不仅仅是回溯一段感人的历史故事，也不仅仅是在观剧的过程中接受到心灵的洗礼，而是引领我们穿过岁月唤起更多的思考。当年的大学师生，包括农场员工，为什么能有这种临难不惧的果敢，有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反顾，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切，有舍我其谁也的牺牲精神。这不能不归结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世道人心的陶冶，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撑。面对异族入侵以及各种艰难困境，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抗争，最终得以浴火重生与复兴。剧中作为领袖人物的王英郁，诚所谓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”他身上闪耀着传统美德的人格光辉。鲁迅先生说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，……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作为中央大学文学院英美文学学生，袁天养特殊的身世和言行，让我们看到西方文化的一角，即宗教文化如何塑造人的信仰。马克思说：“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，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。……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”马克思并非简单否定宗教，他重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从而推动现实变革。剧中人责问袁天养，既然上帝万能并慈悲，怎么容忍血流成河的作恶呢？德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西奥多·阿多诺在1951年出版的文集中说，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。指责上帝与批评艺术家的理由是同样的。对此，威廉的《哲学之旅》有一段论述：“拥有自由意味着我们既可以行善也能够作恶。这样看来，上帝在创造那些自由的行动者时也是在冒险，他显然无法保证我们会选择善而不是恶。就像家长们可以试图影响或说服我们走向正途，却不能强迫我们必须如此行动一样。”经由这次伴随动物的西迁，袁天养完成了一次新的心灵洗礼，从一位虔诚的宗教徒转身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。

作为国民党青年军官的邢灿，他私藏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由此，让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气质、理想目标、以人为本三个重要方面内在相通，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深度融合。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看，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在“国家蒙辱、人民蒙难、文明蒙尘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”之际，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，指明了方向。对于今天高中学校的师生，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值得记取——“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，那么，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；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乐趣，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……”这番话对每一个人都有着巨大的教育与鼓舞的力量。

另一位人物卢作孚，在剧中出场不多，但历史地位相当重要。作为民生公司的创办者，他有着传奇的一生，被晏阳初称为“完人”。是他力排众议，排除万难，将农场师生员工与全部动物装船，安全运达重庆。海安中学的话剧《西迁》，也让我们回想起这位杰出人物，还有抗战期间的那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，也可以体会到卢作孚当时作这一决定的不容易。

1938年秋，汉口即将沦陷之前，许多正在工厂中运转的机器和从沿海地区抢运出的机器，都被匆匆拆掉，装船运往上游，直到宜昌，在那里换装较小的轮船，以通过著名的长江三峡的峡谷。到10月，宜昌沿江两岸已堆积了差不多10万吨机器，布满了上百英亩的地面，等待转运。而仅有的一点适于行驶三峡上游湍急流水的航运能力，却由于恐慌引起的谈判而陷于停顿！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吵闹的人群，到处是交涉、请客，请客、交涉，而运输的阻塞却丝毫没有减轻。

最后蒋介石下了一道特令，“提升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交通部次长，以帮助政府渡过那一困难时期。在这整个忙乱的时期，都是卢先生亲自指挥，无线接收机很少离开他的耳边。他了解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哪一些船装运它们。到12月，当江水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，宜昌只剩下了一些零碎废铁，而新的首都重庆却获得了战时工业所需机器的最低限度的保证。这就是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晏阳初博士所称的“中国工业上的敦克尔克”。

1955年5月，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中提到：中国的近代工业，不能忘记四个人：搞重工业的张之洞，搞轻工业的张謇，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，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。

梁漱溟评价说：作孚先生胸怀高旷，公而忘私，为而不有，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。

卢作孚从一个穷苦孩子自学成才，在人生道路上一路打拼，横跨政界、商界、学界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之不朽都可赞可叹可颂。卢作孚还是“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，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，一个没有钱的大亨。”

小说也罢，影视也罢，戏剧也罢，让人获得艺术的享受固然重要，让人的思想获得教益更为重要，但又不限于此。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，它如果能唤起观赏者更多的想象和联想，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，感动于更多的人和事，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，这样的作品或许更有意义，更有益于社会和人生。海安中学话剧团演出的《西迁》，不但再现了令人震撼的历史场景，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而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。相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言，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，然而正是他们，从逃兵到战士，从教徒到记者，从医生到兽医，从学者到斗士，从国民党军官到共产党人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在长途跋涉的路途中，在战胜艰难困苦的过程中，一个个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和人格的飞跃。他们是小人物，但明大义；他们是小人物，却有大格局。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”毛泽东同志说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话剧《西迁》，一曲民族正气歌，时代英雄颂。